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1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7.0312，较前一交易日上调14个基点。
2019年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盘中在岸与离岸汇率在盘中双双“破7”。有学者认为，这属短期合理波动，也说明央行在汇率问题上更加坦然。中国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表示，中长期看，资本的跨境流动更多地受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基本面及经济前景影响，外部冲击通过对汇率的作用短期也会影响资本流动。在市场供求推动下，只要人民币汇率波动是有序的，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并不必然带来资本的无序流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的70年简史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70年历程，可以被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
①1949-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固定汇率制；
②1979-1993年转轨时期的汇率双轨制；
③1994-2005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④2005年开启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浮动区间不断扩大，市场在决定汇率水平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1：人民币汇率70年（1949-2019）
数据来源：CEIC，东方证券
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1972年以前盯住英镑，1972-1978年盯住一篮子货币，1978年以后盯住美元（管涛，2017）。从汇率走势上看，1971年之前，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美元进入贬值区间，人民币汇率也改由参考一篮子货币决定。随着美元汇率相对于其它货币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升值。汇率的顶点出现在1980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平均汇率升至1.45，相对于1971年，升值幅度达41%。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大宗商品研究局编制的美元指数从120降至85，贬值幅度为29%。美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从145降至120，降幅17%，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45降到103，降幅29%。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幅度超过了美元的贬值幅度。
第二阶段，1978到1994年，转轨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与之相对应的是价格的双轨制，汇率市场上则是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并存，前者调节计划内的外汇收支行为，后者调节计划外的外汇收支行为。官方汇率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调剂市场汇率于1988年4月起开始自由浮动，1993年2月重新限价，并于当年7月再次放开。转轨时期的汇率双轨制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贸易内部结算价与官方牌价的双轨制（1981-1984），二是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双轨制（1985-1994）。双轨制时期，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在不同阶段扮演着“锚”的作用，官方汇率向其不断收敛。整体而言，美元汇率先升后贬，人民币官方汇率和有效率汇率指数均不断下行，并向美元指数收敛，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在后期出现一定超调。
第三阶段始于1994，以汇率并轨为标志。作为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型的过渡时期，人民币硬盯住美元。并轨后的前一年半时间，人民币双边汇率逐步从8.7逐步升至8.28，之后被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直到2005年“7•21汇改”。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使得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美元有效汇率同步波动，2002年之前不断升值，之后不断贬值。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和波动率相对较低。
第四阶段，始于2005年的“7•21汇改”，可以被概括为脱钩美元、放宽波动和趋于均衡。“7•21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快速上升，从汇改前夕的8.28升至2008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前的6.83，三年零一个月共升值17.5%。同一时期，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升值幅度相对较小，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从88升至96，升幅9%，真实有效汇率指数从85.8升至96.9，升幅12.9%。美元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名义有效汇率贬值12.5%，真实有效汇率贬值8.5%。平均而言，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与美元有效汇率贬值幅度相一致，但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升值幅度较高。2008年9月开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重新盯住美元。2010年6月之后，浮动汇率制度改革重启。2014年开始，伴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强化，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人民币中间价长期、大幅偏离收盘价。2015年“8•11汇改”完善了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以前一日收盘价为准，之后，人民币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但和更多的是前期压力的释放。
二、两次“汇改”
“7·21”汇改
本阶段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脱钩美元、放宽波动和趋于均衡。人民币放弃单一的盯住美元的目标，放宽日波动幅度，增强汇率弹性。看似是放大了偏离度，结果却是与均衡渐行渐近。这就是价值规律的作用。
1994年后实施的市场化改革和促进出口的一篮子政策措施，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2001年加入WTO之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含错误与遗漏账户）的“双顺差”、强制结售汇和维护汇率稳定的组合增加了央行冲销操作的负担。央行从2002年开始发行央票回收过剩的流动性，之后又采取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方式对冲流动性，以此维护物价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这冲销操作成本极其高昂。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不断降息，央行官方储备资产的收益率越来越低，其发行的3个月和1年期央票的成本高于美国同期限国库券收益，也低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法定准备金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一种“准备金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不仅相当于对商业银行征税，还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机会成本，因为准备金收益率远低于银行间拆借收益率，还降低了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和保证银行的利润空间，只能压低存款利率。这又相当于将央行冲销操作的成本转嫁到了储蓄者的身上。更为严重的是，央行官方储备随着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而面临估值损失。所以，随着“双顺差”规模的扩大，冲销干预的成本越来越高。虽然盯住美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收益与成本的天平在不断偏向成本端。这就是2005年“7·21汇改”的一大背景，其主要内容就是与美元脱钩，增加汇率弹性。
“7·21”汇改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人民币与美元双边汇率一次性升值2%，从8.28升至8.11。
第二，改革汇率调控方式，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相比之前，从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值得强调的是，此处为“参考”一篮子货币，而非改革开放之前的“盯住”，这提高了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第三，改革人民币中间价的定价方式。2016年1月3日开始，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每日开盘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向做市商询价，去掉一个最低价和一个最高价，取剩余报价的加权平均值，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权重由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的交易量和报价的分布情况而定。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中间价根据国际外汇市场上这些货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套算。
“8·11汇改”
2015年的“8·11汇改”是一个重要分水岭。“8·11汇改”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定价机制更加市场化和透明，其主要方式是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参考上一日收盘价而定。这不仅使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更加透明，收窄了当日中间价与上一日收盘价的价差，还有助于央行逐步退出常态化的干预。虽然“8·11汇改”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人民币呈现单边贬值趋势，但对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进行修正之后，人民币汇率开始企稳，并不断升值，至今已基本确立双向波动趋势。
“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制度从“类爬行安排”（IMF，2011）向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转型的重要节点。但是，在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之下，容易强化预期，出现开盘便涨停或跌停的情况。在美元升值预期加强和国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下推动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结果只能是人民币汇率不断贬值，而且该定价机制还形成了贬值的正反馈循环。所以，推行3日，便被叫停。3日内，人民币贬值2%，至2016年底，人民币汇率最低贬到了6.95，共计贬值幅度达13.7%。但笔者认为，“8·11汇改”后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一部分是对前期压力的释放。
为了稳汇率，央行不得不进行干预，导致官方外汇储备不断下降。“8·11汇改”前夕，人民币快速升值，市场集聚了大量的人民币空头，再加上A股的震荡，在此背景下推动参考上一日收盘价的中间价定价机制，致使人民币形成单边贬值趋势。在这场“人民币保卫战”中，央行抛售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储备规模从最高的3.99万亿美元降到了近3万亿美元。当然，这其中包含了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价值损失。
2016年初，趁人民币汇率暂时稳定，央行修正了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定价机制，转变为参考“上一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而定，二者权重相等。其中，“一篮子货币”是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编制的CFETS指数，最初由13种货币构成，后于2017年1月1日调整为24种。中间价的确定，要维持人民币对过去24小时CFETS篮子货币汇率的稳定，这可以反推出一个人民币中间价。
但是，这并没有扭转人民币贬值的趋势，直到2017年5月26日，中间价定价机制进一步修正为“上一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逆周期调节因子”，以反映中国与国外经济基本面的差异，削弱人民币与美元的联动性。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前4个月，人民币缓慢升值。至2018年4月中旬，人民币汇率升至6.28，升幅9.6%，与“8·11汇改”初期的汇率水平相接近。
三、本次汇率波动的影响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汇管理要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破7”后这一政策取向不会变。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20多年，人民币对美元和一篮子货币升的时候多、贬的时候少，中国的老百姓主要金融资产在人民币上，受到最好的保护，其对外的购买力稳步攀升，这些均能从老百姓出国旅游、境外购物、子女海外上学中反映出来。
企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企业过多暴露在汇率风险中，支持企业购买汇率避险产品规避汇率风险。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币汇率既可能贬值，也可能升值，双向浮动是常态，不仅是企业，即便更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也难以预测汇率的走势。
因此我们建议，要专注于实体业务，不要将精力过多用在判断或投机汇率趋势上，要树立“风险中性”的财务理念，叙做外汇衍生品应以锁定外汇成本、降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实现主营业务盈利为目的，而不应以外汇衍生品交易本身盈利为目的。
因此，对于从事跨境电商的企业和个人，也可以考虑通过跨境支付企业提高的实时结汇汇率，或者固定汇率的产品进行即时结汇，避免因为汇率波动而损失辛苦劳动获得利润。
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贸易增加关税和美元贬值，直接影响到国内居民购买境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另一方面，为应对经济冲击，国内更加宽松的货币可能带来更低的储蓄利率，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投资产品收益率的下降。
对于家庭资产，可以适当降低房地产在家庭资产中的占比，适当提高金融资产的占比，毕竟相较于成熟国家，我国居民房地产配置比例高达70%，而金融资产明显偏低（如图6所示，仅占10%左右），而未来房地产价格在漫长的老龄化周期在很难再有过去十年的表现。
四、结语
回顾人民币汇率70年的轨迹，可以清楚地发现，价值规律始终是有效的，违背价值规律的改革措施始终是难以为继的。固定汇率制有助于贸易的开展，但偏离均衡汇率的汇率水平刺激了套利交易的兴盛，导致大量资金的跨境流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调节内外平衡，也在于缓解全球失衡，还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向着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制度转型势在必行。
